或許是作品曾被選入課本教材的緣故，利格拉樂‧阿烏（Liglav A-wu）一直是文壇中最常被「定位」、也是眾多讀者當中最有印象的「原住民女作家」。在「原住民」與「女」作家兩種標籤下，清楚標示出她在文壇創作的身分與認同，也便於被讀者指認。雖然在選文中，〈紅嘴巴的vuvu〉和〈男人橋〉兩篇文章向來是首選，也讓正在接受教育的讀者當中可以看見原住民社群當中的不同文化現象與性別權力的展現，將女性構築出自我的社群、與男性守衛家園的兩種生命能量呈現在文字當中。 但是對於作者而言，這兩篇文章、乃至於《祖靈遺忘的孩子》一書的完成，則是重新讓自我的生命找到回歸的方向，讓所有的成長記憶與生命經驗能夠串連，將這些片段的文字記述讓自己找到回到位在屏東、屬於母親一脈的部落中。 「祖靈遺忘的孩子」，這帶著儀式與禁忌意義的話語，既是族人對作者母親的「譴責」、也是族人認為來自祖靈的「懲罰」，因為她──以及包含作者在內的眾多「他們」離開原生的部落空間，與傳統文化斷開了連結，或是在血緣與親緣意義上的通婚與混血，甚至後代為了取得他人的認同，極力抹消自己屬於原住民的身分，在多種因素的否定造成的與原住民的生活與文化隔閡，與其說是在長久脫離祖靈的關愛下所產生的遺忘，不如說是孩子主動地走入祖靈與傳統文化難以企及的區域，最終遺忘自己與原鄉的關係性。 但究竟是什麼樣的原因驅使祖靈與孩子兩相忘？在書中可以看見促成此種現象的複雜背景，從政治、教育、婚姻等因素，所集合成的認同焦慮，讓人只能選擇其中一種身分。然而縱使選擇，也不代表差異就此消失，因為在旁人的眼中看來，生活習慣、語言及外貌長相，依然標示出了自我與他人的不同，於是仍然被排除在期望被認同的群體之外。 因此在這樣的過程中，不難看見原住民在台灣現代社會的發展過程中，身體與心靈的流離失所的現象，成為群體之外的孤兒、甚至是棄兒。在文化上已然成為不同的群體，但若加入了性別的因素──如同作者在書中從女性的視角，觀看母親、祖母、以及許多族中的婦女的生活樣態，則又是另一種層面的格格不入，不只是原住民與漢人對於性別權力的不同概念，而是更深刻地體認到女性在社會當中的壓抑感，讓個人在兩種文化衝突下的處境更為艱難與複雜，也更難以找到自己的定位之所。 「我能夠清楚的知道一個混血兒在面對自己奇特身世時的強烈反應，尤其當她的另一半血緣被大社會當作歧視、嘲笑的代表與話題，的確就很容易忘記自己所不願承認的母親（或父親）那方存在的事實。」從家族中的同輩與晚輩的種種生活細節，看見到自己的過去、以及族群的未來，讓她察覺到這樣的困擾一直存在於身上，於是感嘆：「原來，我始終都是一個在邊緣流浪、什麼都是也什麼都不是的人。」 在這些生活細節所構築的文字世界，同時貫穿了出生、成長、老化、死亡的不同階段，讓作者在書寫中努力的重新找回自己與母族的聯繫，同時對台灣社會中的族群歷史進行反思，並且提出可能的解決方式，讓女性的溫柔中帶著堅毅的力量，得以在多種層面的流離中找到歸路，同時修復成長中的傷痕、認同自己那些曾被排除的存在，讓那象徵文化精神的祖靈不會遺忘族中的每個人、也不會讓祖靈被人遺忘。 母親在貧窮的五○年代，遠嫁到離部落約有五、六十公里之遠的老兵眷村中，充滿夢幻的十七歲，正是個美麗的年紀，但是在一個動亂的年代裡，為了撫養下面五個孩子，單純的vuvu在「婚姻掮客」的矇騙下，將母親嫁給了一個在她的世界觀裡不曾出現的地方來的人。同年，母親國小的同學有近一半的女性，像斷了線的風箏，飄出了祖靈的眼眶。認命的母親在被迫離開生養的部落後，專心地學習著如何做好一個盡職妻子的角色，「這是妳vuvu在離開家前一天夜裡唯一交代的事，她千叮嚀萬叮嚀，就是要我別丟家裡的臉，做得好不好，有祖靈在天上看著；受了委屈，祖靈會託夢告訴她，所以一定不能做壞事。」結婚後一年，母親抱著未滿月的我，興奮地回到日夜思念的部落，在中秋月圓的前一夜，趕上一年一度的部落大事──豐年祭。沉浸在歡樂歌舞中的母親是快樂的，她出嫁前vuvu親手為她縫製的衣服，仍安靜地躺在衣櫃中，似乎在等待著主人的青睞，細細的繡工化成一隻隻活現的百步蛇，服貼地睡著了。當母親愉快地穿起傳統服飾，興沖沖地飛奔到跳舞的人群中時，族長憤怒的斥責聲赫然轟醒母親──她已是個結過婚的女子，那年母親十八歲。 依照排灣族的傳統，祭典中的歌舞是依身分作區別的，有貴族級、有平民級、有已婚級和未婚級的，這些族規在每個孩子生下後，就有長輩諄諄告誡並嚴守。母親其實並沒有忘記規矩，錯在她太早就出嫁，十八歲的女孩，在部落裡正是隻天天被追逐的蝴蝶，來回穿梭於青年的社交圈裡，但是被快樂沖昏頭的母親，卻意外地觸犯了族規。當她落落寡歡被分發到已婚者的舞群中時，竟發現她許多同窗摯友的臉孔，錯落地出現在這群略顯老暮的團體中：「那是我第一次覺得離部落很遠很……遠！」那天夜裡，母親與其他的同學喝到天亮，聊天中，知道許多女同學和她一樣，嫁到了遙遠的地方，沒有親人、沒有豐年祭、沒有歌聲，也沒有禁忌，一個人孤伶伶地生活在眷村，或客家庄，或閩南聚落裡，除了孩子別無寄託。隔天清晨，母親將少女時期的衣服脫下，仔細地用毛毯包裹好，藏進櫃子的最底層，抱起熟睡的嬰兒，在第一聲雞鳴時離開令她日夜牽掛的部落，同時告別她的少女時代。 回到眷村後的母親，第一次認真地想要讓自己成為「外省人的妻子」，因為她知道，與部落的距離將愈來愈遠，最後她終會成為被部落遺忘的孩子，成為老人記憶中的「曾經有那麼一個女孩……」。但是，有許多事情真的不能盡如人意，就像母親說：「儘管我再怎樣努力，但是身上排灣族的膚色仍然無法改變，我走到哪裡，有色的眼光就像這身黑色一般，永遠跟著我。」為此，母親傷心、憤怒，卻依然無法抹去原住民身分的事實。童年的印象中，母親常常躲在陰暗的角落掩面啜泣，小小的我，不知道母親為何如此傷心。直到年歲漸長，才慢慢地體認到隱藏在她心中多年的苦處：「當妳離開家，家裡的人都把妳當成外面的人，回家時像作客；而妳現在住的地方的人，又把妳當成外面的人的時候，妳要怎麼辦？」母親曾經不只一次地舉例說給我聽，當時我只天真地想：「再換個地方就好了嘛！」這般刺骨的疼痛，一直到我自己結婚後才親身經歷到，日子就在反反覆覆的情感掙扎中過下去。 父親與母親的年紀相差足足二十五歲，敦厚木訥的父親有著一百八十公分高、一百公斤重的巨人體形。而母親玲瓏嬌小、小鳥依人的五短身材，站在父親身旁時，常有不知情的鄰居友人，誤以為他們是父女。在現代生活中，常常聽到這樣的話：「身高不是問題，年齡不是距離」，我可以認同前一句話，卻質疑下一句詞。年齡的差距，其實非常嚴重地影響父母之間的相處。小時候，家裡像個無聲的世界，除了語言障礙外，母親坦承：「我真的不知道該跟妳父親說什麼？」現代社會強調的兩性關係與共同生活的必要條件，用父母的婚姻狀況來看，似乎顯得多餘又諷刺。當我上高中後，一個喜歡為賦新辭強說愁的年紀，因為找不到寫散文的題材，自作聰明地將父母的婚姻添油加醋寫成一篇名為歷史造成的悲劇婚姻的散文，這篇散文意外地獲校刊主編錄取，那一學期校刊一出版，我興奮地拿回家給父親閱讀，藉機炫耀作品。沒想到，父親看完文章之後，抄起竹條便是一陣雨點般的毒打，直到午夜，被罰跪在客廳的我，仍然不知道一向溫和的父親，為什麼把我痛打一頓？事後，母親告訴我，當天夜裡父親將那篇文章唸一次給母親聽（母親識字不多），他們兩人坐在房裡，無言以對。我才知道，這不是一篇加油添醋的文章，它不但是事實，同時，因為我的無心，竟深深地刺痛這一對「歷史造成的悲劇婚姻」中男女主角的傷口。 解嚴前兩年，父親輾轉自移居美國的姑姑手中，拿到從大陸老家寄來的家書，離開故鄉四十年的紛雜情緒，因為一封信與一張泛黃照片的飄洋過海，使得父親幾度涕淚縱橫，無法自持。母親目睹父親情緒的潰堤，驚訝原來在父親的心中，竟有另一個女人已輕輕悄悄地住了四十年，一時之間，恐懼、傷心、生氣、嫉妒……占滿她心臟與腦袋所有的空間，在父親還沒從接獲家書的喜悅中清醒的那一晚，母親拎著她所有的家當，悄然離去。我們全家都以為母親必定是回去部落了，父親帶著我們三個小鬼匆促趕上山，母親的未歸頓時在部落引起一陣騷動。有人說「母親是跟人跑了」，也有人說「母親跑去自殺了」。第一次驚覺到即將可能會失去母親，成為孤兒的恐懼一直侵擾著少年的我。三天後，父親在另一個眷村找到母親的蹤跡。多年以後，父親畢竟沒趕上解嚴的列車，「沒能回老家看看」成為父親這一生的缺憾。 母親之於父親的情感是複雜的，父親生前一絲不苟的個性，常是母親數落的話題，而母親粗枝大葉的行事方法，常常就是他們之間導火線的引爆點，但也許就是這種互補的個性，多少也彌補了父母親婚姻之間的缺憾。印象中的母親，在父親的護衛下生活，所以一直讓我有股「不安全感」，在我高中聯考那年，母親因為找不到我的試場而當場落淚的記憶，更確定我的判斷是正確的。父親過世那天，母親數度因過度悲傷而昏厥，身為長女，在見到母親無法處理喪事的情況下，只得一肩扛起父親的身後事，在短短的一個星期中，我能夠很清楚地感受到自己由少女轉型至成人的變化，並開始擔心起一向羸弱的母親該何去何從，父親過世那年，她才三十五歲。 父親過世滿七七的那一天，母親臉上出現一股堅毅的表情，那是在父親過世之後，第一次見到她沒落淚，我當時以為她會想不開，做出什麼傷害自己的舉動。在所有的祭祀活動終告結束之後，母親宣布決定搬回部落，「外面的世界已經沒有什麼值得我留戀了」。帶著小妹，母親回到了她曾經發誓再也不回去的故鄉，開始另一個社會對於女性的挑戰，經過生離死別的洗禮，母親終於鼓起勇氣去開闢另一個屬於自己的戰場。社會之於女性是殘忍的，受到道德規範的牽制與世俗眼光的殺傷，女性用「堅忍」二字換來的卻是一身不堪入目的傷痕。當母親帶著芒果花香出現在我眼前時，我知道母親又走過了一段不堪回首的歲月，誠如她自己說：「我用五年的時間才讓部落裡的老人，想起那個他們口中的『曾經有一個女孩……』，也用了當初我離開部落再乘以百倍的精力，讓祖先想起好久好久以前就離開部落的那個孩子，因為這個過程很累、很辛苦，所以我再也不敢離開家了。」僅以這幾句話送給離開家好久好久的原住民族人們。 聰明的黑人伯納德聯合富有的黑人喬，在洛杉磯經營起成功的房地產事業，他們和年輕藍領白人麥特合作，訓練他、雇用他做為他們的門面代表，負責和外面歧視黑人的白人接洽。他們逐步買下白人居住區裡的房產，再出租給事業成功但苦無好房可租的黑人，拓展了黑人的生活範圍。 後來，伯納德回到德州，又想買下家鄉的銀行，以便貸款給黑人創業和買房，扶持他們更上一層樓。麥特被訓練後便被推上銀行總裁的位置，奈何看不起黑人的其他職員發現了他們實際上以黑人為中心，靠著誤導和密告，將伯納德與喬告上法院，最終坐牢。 在故事時常可見聰明與不聰明，階級與種族的碰撞，聰明與富有的是喬和伯納德，但白人更敬重貌似行家的麥特；假扮成女僕的尤妮絲比麥特更沉穩善應變，但眾人只會把她當成一個隱形的東西。 在片中，麥特曾經很沮喪地問尤妮絲，他之所以可以坐上這個位置，是不是只因為他是個白人？尤妮絲對他說：「不，還因為你是個男人。」突顯黑人女性遭受到的雙重歧視。 |
祖靈遺忘的孩子賞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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