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關 鍵 詞： 職災補償責任；醫療期間；不能工作；原有工作能力；失能補償 中文摘要： 討論勞工得否依勞動基準法第 59 條第 2 款但書之規定，請求雇主應一次給付 40 個月平均工資之職災補償責任及同款有關於「喪失原有工作能力」之「工作」內涵所指為何的問題。 目 次： 事實概要 歷審主要爭點 主要判決理由 歷審理由與本案特徵 壹、歷審裁判與法院判決結果 貳、本案判決之特徵與意義 評釋 壹、勞基法第 59 條規範功能與雇主職災補償責任 貳、勞基法第 59 條第 2 款但書所定之「原有工作」範圍 參、勞基法第 59 條第 2 款前段（本文）與勞保條例第 34 條所定「不能工作」之概念 肆、本案法律適用關係與勞基法第 59 條第 2 款但書之解釋 結語 相關法條： 相關判解： 相關函釋： 相關論著： 雇主需負擔的薪資或醫療費用的範圍： 雇主應依勞動基準法第59條規定負擔職業災害補償責任。而針對同一事故，雇主已支付費用補償者(包括為勞工投保勞工保險、意外保險等，因同一事故，而由勞工保險局核定給付或由商業保險公司理賠者)，自得將此部分抵充所應負擔之補償金額，先予敘明。 1.工資補償部分：按勞動基準法第59條第2款規定，勞工在醫療中不能工作時，雇主應按其原領工資數額予以補償。所稱原領工資係指該勞工遭遇職業傷害前1日正常工作時間所得之工資。 2.醫療費用部分：有關勞工因職業傷害，勞保醫療給付不足，而確有繼續醫療之必要者，應由雇主負責補償。其「有繼續醫療之必要」得由醫師認定或由勞雇雙方約定 (明示或默示之意思表示合致)之。另病房費如經醫師或醫療機構出具證明為必要者，應由雇主負擔。至伙食費、證明書費用則不屬必要之醫療費用。 請假天數之認定 : 依勞工請假規則第6條規定：「勞工因職業災害而致殘廢、傷害或疾病者，其治療、休養期間，給予公傷病假。」雇主給予勞工公傷病假，應以勞工治療、休養期間【不能工作(即無工作能力)】為其適用前提。惟其工作能力如何，事涉醫療專業，應由專業的醫師判定。在公傷病假醫療休養期間不能工作，並非勞工不願工作，不應視為缺勤而影響其年終考核獎金之發給及晉薪之機會。 Show
復按勞動部函釋及法院多數判決認為勞動基準法之職業災害應與勞工保險條例為同一解釋，例如最高法院88年度台上字第508號判決即認：「所謂職業災害，係指勞動者執行職務或從事與執行職務相牽連之行為，而發生災害而言。
申言之，應以勞動者所從事致其發生災害之行為，是否與其執行職務具有相當因果關係為考量重點，而勞動者為從事其工作，往返自宅與就業場所間，乃必要行為，自與業務執行有密切關係，參酌勞工保險被保險人因執行職務而致傷病審查準則第四條規定：被保險人上、下班，於適當時間，從日常居住處所往返就業場所之應經途中發生事故而致之傷害，視為職業傷害。 陳0義於下班返家途中，騎乘機車摔倒，因車禍事故死亡，非出於其私人行為，應認其死亡係屬職業災害之範疇。」另最高法院92年度台上字第1960號判決亦認：「按勞動基準法與勞工保險條例，均係為保障勞工而設，勞動基準法對於職業災害所致之傷害，並未加以定義，原審本於勞動基準法所規範之職業災害，與勞工保險條例所規範之職業傷害，具有相同之法理及規定之類似性質，並參酌勞工傷病審查準則第四條之規定，認被上訴人係屬勞動基準法第五十九條之職業傷害，於法並無違誤。」註1 是前揭最高法院基於保護勞工之立場，實務上對勞工通勤所發生之災害，是否屬職業災害，已採較寬之解釋，並參酌勞工保險被保險人因執行職務而致傷病審查準則第四條及第十八條規定來判斷。
惟鑑於通勤事故並非直接執行職務所致者，且被保險人於通勤或出差途中如違反重大交通法規，將可能肇致社會與經濟之嚴重損失，基於公平正義原則，爰規定被保險人於通勤或公差途中有違反該準則第十八條規定各款重大交通違規事項之一者，均不得視為職業災害。（行政院勞工委員會86年5月29日台（86）勞保三字第020917號函及台灣高等法院102年度勞上易字第10號判決參照。） 註1 持相同見解尚有：最高法院81年度台上字第2985號判決、85年度台上字第2178號判決、85年度台上字第2380號判決、96年度台上字第2905號判決、99年度台上字第178號判決、101年度台上字第544號判決、103年第台上字第2076號判決、106年度台上字第2297號裁定、台北高等行政法院98年度簡字第324號判決及高雄高等行政法院105年度簡上字第59號判決。
發文單位：行政院勞工委員會發文字號：勞動 3字第 0980067497 號函發文日期：民國 98 年 04 月 08 日資料來源：行政院勞工委員會 勞工遭遇職業災害而致醫療期間不能工作時，雇主應依勞動基準法第 59 條第 2 款規定給予勞工相當於原領工資數額之補償金，並於發給工資之 日全額給與，惟如同一事故已領取勞保給付或依其他法令由雇主支付費用 所得之保險給付時，雇主得主張抵充 主 旨：所詢勞動基準法之職業災害工資補償疑義，及 97 年 12 月 25 日修正發
布刪除勞工保險條例施行細則第 56 條後，有關抵充規定疑義一案，復如
說明，請 查照。
說 明：一、復貴府 98 年 3 月 20 日府技人四字第 09801589400 號函。
二、查勞動基準法第 59 條第 2 款規定略以，勞工在醫療中不能工作時
，雇主應按其原領工資數額予以補償。上開「工資補償」規定旨在維
持勞工於職業災害醫療期間之正常生活，而課雇主應給予勞工相當於
原領工資數額之補償金，此與同法第 2 條所稱之工資有別。又，所
稱「按其原領工資數額」係指其補償費用之標準。案內所述貴府各機
關學校職工公傷病假期間所領之薪俸是否屬原領工資疑義，請依上開
原則本權責自行認定。
三、復查勞動基準法第 59 條規定，勞工因遭遇職業災害而致死亡、殘廢
、傷害或疾病時，雇主應依規定予以補償。但如同一事故，依勞工保
險條例或其他法令規定，「已由雇主支付費用補償者」，雇主得予以
抵充之。故雇主已依勞工保險條例規定為其投保，並經保險人核定為
職業災害保險事故者，即屬「已由雇主支付費用補償者」之情形。
四、基上，雇主因勞工遭遇職業災害而致醫療期間不能工作時，應依勞動
基準法第 59 條第 2 款規定予以工資補償，並依同法施行細則第 3
0 條所定發給工資之日全額給與，惟如同一事故已領取勞保給付或依
其他法令由雇主支付費用所得之保險給付時，雇主始得主張抵充。又
，如投保單位手續完備，依勞工保險條例施行細則第 49 條規定，被
保險人、受益人或支出殯葬費之人申請現金給付手續完備經審查應予
發給者，保險人應於收到申請書之日起 10 日內發給，併予敘明。
五、另，有關雇主全額支付之職業災害補償，如勞資雙方於補償前已約定
，勞工同意於領取勞工保險給付或相關保險給付後，就抵充金額返還
雇主，自無不可。
正 本：臺北市政府
副 本：行政院人事行政局、臺北市政府勞工局、高雄市政府勞工局、宜蘭縣政府
、花蓮縣政府、南投縣政府、屏東縣政府、苗栗縣政府、桃園縣政府、高
雄縣政府、雲林縣政府、新竹市政府、新竹縣政府、嘉義市政府、嘉義縣
政府、彰化縣政府、金門縣政府、福建省連江縣政府、臺中市政府、臺中
縣政府、臺北縣政府、臺東縣政府、臺南市政府、臺南縣政府、澎湖縣政
府、基隆市政府、經濟部加工出口區管理處、科學工業園區管理局、中部
科學工業園區管理局、南部科學工業園區管理局、本會勞動條件處
編 註： 1.本筆資料，依據勞動部民國 111 年 5 月 16 日勞動條 2 字第 111 0140419 號函，與勞工職業災害保險及保護法規定未合部分，自 111 年 5 月 1 日起停止適用。 毛泽东（1893年12月26日－1976年9月9日），字润之，湖南湘潭人[1]:3813，中华民国国民政府时期和中华人民共和国时期的无产阶级政治家、理论家、軍事戰略家和诗人。自1945年起任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主席和中国共产党中央军事委员会主席，成为中共最高领导人；1949年起终身担任中華人民共和國最高領導人。中国共产党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的核心，中国人民解放军的主要缔造者，党和国家领导人。 毛泽东出生于湖南湘潭韶山冲，幼年入私塾读书，曾务农，1918年毕业于湖南省立第一师范学校。1921年，毛澤東参与建立中国共产党，1927年至1949年主要参与第一次国共内战、第二次国共合作、中国抗日战争、第二次国共内战。1942年，毛泽东发动延安整風運動巩固领导地位，1945年于中国共产党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确立在中共党内的领导地位。以後在歷屆中央委員會上都連續當選為中央委員會主席，直至1976年逝世[1]:3813。1949年出任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主席，1954年至1959年成为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先后兼任中央人民政府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主席、中华人民共和国国防委员会主席、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全国委员会主席暨名誉主席等职。 毛泽东生平重大影响中华人民共和国、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柬埔寨、越南等国家，曾被《時代雜誌》评为20世纪最具影响100人之一，世界各地对毛泽东的评价也充满争议。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对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发展、军事理论以及对共产党的理论则被称为毛澤東思想。毛泽东在推行计划经济、推动工业化、土地改革运动，开展中华人民共和国扫盲教育、主导修订《五四宪法》、提出发展两弹一星、推行毛澤東崇拜，同时发动或主导镇反运动、三反五反运动、肅清暗藏的反革命分子運動、反右运动、大跃进、人民公社运动、四清运动、文化大革命等一系列政治运动，也曾一度退居二线。毛泽东时代的中国大陆人口由5亿多增长到9亿多、曾一度鼓励生育，期间各类政治运动及三年困难时期共造成4,000万－8,000万中国人非正常死亡[3][4][5][6][7][8][9]。外交方面，毛泽东曾提出“三个世界”划分的战略和中国永远不称霸的思想[10]，历经朝鲜战争、中苏交恶、越南战争、中美破冰、联合国大会第2758号决议、红色高棉夺权等冷战期间的重大历史事件。 早年歲月（1893-1922）[编辑]毛泽东位于湘潭韶山冲的故居，摄于2010年，现为旅游景点。 1893年12月26日，毛澤東生於湖南省湘潭县韶山沖，字詠芝（後改潤之）[11]:9。從6歲起，毛澤東就要拔草、放牛、拾糞、砍柴，識字後要幫忙記賬[11]:10。 1911年春，毛澤東到長沙，考入湘鄉駐省中學讀書，首次看到中國同盟會《民立報》，知道孫中山和中國同盟會綱領、黃興在廣州領導反清武裝起義和黃花崗七十二烈士事跡，開始擁護孫等革命黨人[12]:10。毛澤東考入湘鄉駐省中學，在學校貼文支持推翻清朝、建立民國，提出請孫中山作大總統，康有為作內閣總理，梁啟超作外交部長，又倡議帶頭剪辮子[11]:19。5月，國內掀起反對清政府出賣鐵路權之運動；毛澤東和同學一起捲進鬥爭潮流；毛澤東和另一同學首先剪去辮子，並強制十幾個人也剪掉辮子[12]:10。10月24日，毛澤東投入湖南新軍二十五混成協五十標第一營左隊當列兵[11]:20。 1918年4月14日，新民學會在蔡和森家中成立，蕭子昇為總幹事，毛澤東為幹事[11]:45。10月間，經楊昌濟介紹，毛澤東認識北大圖書館主任李大釗，李大釗安排其當圖書館助理員，登記新到報刊和閱覽者姓名並打掃，管理15種中外報紙，月薪8元[11]:49。 《湘江評論》及驅逐張敬堯[编辑]毛澤東經過無政府主義走上科學社會主義[11]:59。毛澤東早期即開始革命活動，接受並傳播馬克思列寧主義[1]:3813。 1919年，毛澤東在長沙修業小學任歷史教員[11]:53。湖南學聯創辦《湘江評論》雜誌，毛澤東為主編；毛澤東在《湘江評論》「創刊宣言」稱：「各種改革，一言蔽之，『由強權得自由』而已。各種對抗強權的根本主義，為『平民主義』」[11]:54-55。8月中旬，湖南督軍張敬堯查禁《湘江評論》[11]:57-58。 主張湖南自治及參加中國共產黨[编辑]1920年6月18日，毛澤東在上海《時事新報》發表〈湖南人民的自決〉：「社會的腐朽，民族的頹敗，非有絕大努力，給他個連根拔起，不足以言摧陷廓清。這樣的責任，乃全國人民的責任，不是少數官僚政客武人的責任……湖南的事，應由全體湖南人民自決之。贊助此自決者，湖南人之友。障礙此自決者，湖南人之仇」[12]:59。9月3日，毛澤東在長沙《大公報》新開辟的「湖南建設問題」專欄，發表〈湖南建設問題的根本問題——湖南共和國〉，堅持先分省自治後解決全國總建設的觀點，提出分省建立共和國的主張[12]:63-64。 毛泽东組織社會主義青年團和共產主義小組[1]:3813。 1921年7月23日至8月初中國共產黨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參加會議之代表12人（毛澤東、何叔衡、董必武、陳潭秋、王盡美、鄧恩銘、李達、李漢俊、張國燾、劉仁靜、陳公博、周佛海），張國燾主持會議，毛澤東、周佛海記錄，陳獨秀、張國燾、李達組成中央局，陳獨秀為中央局書記[12]:85。會後，毛澤東任中國共產黨湘區（包括江西安源）委員會書記，中國勞動組合書記部湖南分部主任和湖南省工團聯合會總幹事[1]:3813。 壯年時期（1922-1949）[编辑]第一次国共合作[编辑]1923年6月，毛泽东到广州出席中国共产党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當選為中共中央委員、中共中央局秘書[1]:3813。 毛泽东參與中國共產黨幫助孫中山改組中國國民黨之活動，在中國國民黨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中國國民黨第二次全國代表大會上被选为中央候补执行委员[1]:3813。1924年2月，毛澤東任上海中國國民黨上海執行部組織部秘書兼代秘書處文書科主任[11]:99。5月，毛澤東兼任中共中央組織部部長[12]:126。12月，毛澤東因工作勞累患病，回湖南療養[12]:130。 並任中國國民黨宣傳部代理部長；提出堅持無產階級對民主革命之領導權[1]:3813。 1925年五卅運動後，毛澤東等以「打倒列強、洗雪國恥」為口號，以秘密農協為核心，在韶山一帶成立20多個鄉雪恥會，作為國民革命基礎項目[11]:115。6月中旬，毛澤東等成立中共韶山支部[11]:114。8月28日，趙恆惕電令湘潭縣團防局急速逮捕毛澤東[11]:116。9月，國民政府主席汪精衛因政府事繁，不能兼理中國國民黨中央宣傳部長職事，於10月5日推薦毛澤東代理宣傳部長[11]:103。 1926年3月19日，毛澤東任中國國民黨中央農民部主辦之農民運動講習所所長[11]:118。毛泽东主持广州农民運動讲习所（第六屆），為黨培養大批農民運動骨幹[1]:3813。根據整理黨務案，5月25日毛澤東離開代理中國國民黨中央宣傳部長位置[11]:110。11月，到上海任中共中央农民运动委员会书记[1]:3813。 1927年到武漢任全國農民協會總幹事，主持中央農民運動講習所[1]:3813。1月4日起，毛澤東考察湘潭縣、湘鄉縣、衡山縣、醴陵縣、長沙縣，32天行700公里[11]:126。提出依靠農民同盟軍進行革命鬥爭之主張，揭露和批判陳獨秀之右傾投降主義[1]:3813。2月，毛澤東寫成《湖南農民運動考察報告》，2萬多字[11]:127-128。毛澤東提議中國國民黨中央農民部，農講所改稱中央農民運動講習所；3月7日開課，學員來自17個省739人；每個學員發一支漢陽造七九式步槍，規定每天訓練兩小時，每週野外軍事演習一次[11]:130-131。3月10日至3月17日，中共中央候補執行委員毛澤東出席武漢召開之中國國民黨二屆三中全會[11]:131。3月30日，全國農民協會臨時執行委員會正式組成，毛澤東任常務委員兼組織部長；4月2日，中國國民黨中央常務委員會決定，由毛澤東等5人組成土地委員會；4月4日，毛澤東等3人為中央農民運動講習所常務委員[11]:130。4月18日，蔣介石在南京另組國民政府；毛澤東等中國共產黨人和中國國民黨左派193人被列在「南京國民政府」第一號通緝令上[11]:133。4月27日至5月9日，毛澤東參加中国共产党第五次全国代表大会，被選為中央候補執行委員[11]:133-134。6月24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會議決定成立新湖南省委，書記毛澤東[11]:136 第一次国共内战[编辑]1927年8月7日，毛泽东出席在漢口秘密舉行之中央緊急會議，即八七會議，毛澤東當選為中共中央臨時政治局候補委員[11]:140。毛澤東著重強調︰“以後要非常注意軍事，須知政權是由槍桿子中取得的”，是對中國革命有著極其重要意義的論斷[11]:141。8月9日，毛澤東出席中共中央臨時政治局第一次會議，會議決定毛澤東以中央特派员身份回湖南傳達八七會議精神，改組湖南省委，領導秋收起义[11]:142。創建工農革命軍第一師，在井岡山創立第一個農村革命根據地[1]:3813。毛澤東改變部署，下令各路部隊退到瀏陽文家市集中，中國工農革命軍第一師由5,000人減到1,500餘人，9月15日晚中共湖南省委決定停止原來準備在第二天發動之長沙暴動[11]:151。9月19日晚，毛澤東在文家市主持前敵委員會會議，總指揮盧德銘等支持下通過毛澤東之主張，「議決退往湘南」[11]:151-152。湖南省政府代主席周斕獲悉起義軍「係全國著名共產黨首領毛澤東在主持」後，「立即加派第八軍一團車炳謙營長於二十四日全部赴瀏陽協剿，一面通令各軍，如獲毛逆者，賞洋五千元」[11]:153。9月25日，盧德銘為掩護後衛撤退而犠牲，毛澤東怒斥蘇先俊指揮錯誤：「還我盧德銘！」[11]:1539月28日，瞿秋白在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會議上稱：「我黨有獨立意見的要算澤東。」[11]:1469月29日晚，毛澤東在永新縣三灣村「泰和祥」雜貨舖召開中共前敵委員會擴大會議，決定三灣改編[11]:155。10月3日，工農革命軍到達寧岡縣古城，召開兩天前委擴大會議；毛澤東指出現在我們人少了，但是很精幹，大有希望；會議認為在井岡山落腳是理想場所；要從政治和軍事團結和改造袁文才、王佐兩支地方武裝[11]:156-157。余灑度脫離工農革命軍後，到湖南省委告狀，說毛澤東不執行中央打長沙城市之指示，逃避鬥爭，到山區同綠林為伍，並送大批槍支；所以，12月28日湖南省委代表何資深在中共臨時政治局常委會上報告：「潤之在贛時曾有一大錯誤」[11]:161。 1928年2月4日，毛澤東率領工農革命軍第一團從遂川趕回井岡山，打破國軍對井岡山第一次「進剿」[11]:167-168。3月初，中共湖南特委代表周魯到井岡山，批判毛澤東「右傾逃跑」、「槍桿子主義」，誤傳中央開除毛澤東中央臨時政治局候補委員之決定為「開除黨籍」；取消前敵委員會，改組為不管地方只管軍事之師委，以何挺穎為書記[11]:169-170。毛澤東一度成為「黨外人士」，不能擔任前委書記和黨代表，只能擔任工農革命軍第一師師長；對毛澤東是極嚴重打擊，但革命意志沒有一點動搖，積極擔當師長職務；後駐軍酃縣中村時，看到中共中央文件，澄清毛澤東「開除黨籍」之誤傳，毛澤東又領導部隊[11]:170。4月24日前後，毛澤東率第一團返回寧岡礱市，同先兩天到達礱市之朱德、陳毅部隊會合[11]:171。後與朱德、陳毅率領之一部分部隊井岡山會師，組成工農革命軍（不久改稱紅軍）第四軍，毛澤東任黨代表，朱德任軍長[1]:3813。4月下旬，毛澤東主持召開第四軍軍委會議；月底，朱德和王爾琢按計劃率領工農革命軍第四軍主力，打破國軍第二次「進剿」[11]:171-172。5月20日，經中共江西省委同意，毛澤東在寧岡茅坪主持湘贛邊界黨的第一次代表大會，毛澤東任中共湘贛邊界特委書記[11]:174。6月4日，中共中央回信，確定毛澤東任紅軍第四軍前敵委員會書記，11月才送到[11]:172。井岡山根據地割據區域面積達7,200多平方公里，共50多萬人，毛澤東在《井岡山的鬥爭》稱：「是為邊界全盛時期。」[11]:1747月中旬，湘贛兩省國軍向井岡山發動第一次「會剿」，紅四軍分兩路反擊，「八月失敗」[11]:180-181。9月至10月，打破湘贛兩省國軍對井岡山根據地第二次「會剿」[11]:182。11月6日，中共湘贛邊界特委擴大會議在茨坪召開，中共中央紅四軍前敵委員會成立，書記毛澤東，統轄邊界和紅四軍軍委[11]:183。從1928年開始，先後寫《中國紅色政權為什麼能夠存在？》、《星星之火，可以燎原》等著作，創造性地提出建立農村根據地，以農村包圍城市，最後奪取城市之戰略思想[1]:3813。 1929年1月14日，毛澤東、朱德率紅四軍主力3,600人進軍贛南[11]:187-188。3月，毛澤東、朱德在長汀整編紅四軍，成立第一、第二、第三縱隊；根據中共六大決議，原紅四軍工農運動委員會改為政治部，毛澤東兼任政治部主任，各縱隊黨代表兼政治部主任，各支隊、大隊只設黨代表不設政治部[11]:195-196。4月13日，毛澤東《紅軍前委給湘贛邊界特委的信》：「在接近總暴動之前群眾政權的形式有由公開割據改變為秘密割據的必要」，「強敵來了就用盤旋式的打圈子政策對付他」[11]:193。6月22日，中共紅四軍第七次代表大會召開，陳毅主持，號召「大家努力來爭論」；會議認為毛澤東是前委書記，對流寇思想和集權制領導原則之爭論應多負些責任，給予黨內「嚴重警告」處分；大會改選紅四軍黨的前敵委員會，中共中央指定之前委書記毛澤東沒有當選[11]:199。7月上旬，毛澤東以紅四軍前委特派員身份到閩西指導地方工作[11]:200。經李立三、周恩來、陳毅3人多次討論，陳毅執筆起草，9月28日中共中央政治局通過「九月來信」，肯定毛澤東提出「工農武裝割據」和紅軍建設之基本原則，要求紅四軍維護朱德、毛澤東領導，毛澤東「應仍為前委書記」[11]:203。12月28日、12月29日，中共紅四軍第九次代表大會在上杭古田會議，是紅軍發展史上十分重要會議，毛澤東作政治報告，朱德作軍事報告，陳毅傳達中共中央指示[11]:206。 1930年1月5日，毛澤東在古田就時局和紅軍行動問題覆紅四軍一縱隊司令員林彪信（即《星星之火，可以燎原》，原题目为《时局估量和红军行动问题》），指明中國革命之發展前途[13]:3512。1月上旬，毛澤東決定率紅四軍回師贛南[11]:209。2月6日至9日，毛澤東主持「二七會議」，任紅四、紅五、紅六軍和贛西、贛南、閩西、東江地區之共同前委書記[11]:210。5月下旬，在上海秘密召開「全國蘇維埃區域代表大會」，毛澤東、朱德被選為大會名譽主席[11]:262。6月，紅四軍前委和閩西特委聯席會議根據中共中央指示，決定將紅四軍、紅六軍、紅十二軍（由紅四軍第三縱隊和贛南地方武裝合編而成）整編為紅軍第一路軍，不久改稱紅軍第一軍團，毛澤東任政治委員，並任紅軍第一路軍總前敵委員會書記[11]:223-224。中共六屆三中全會糾正李立三「左」傾冒險主義錯誤，毛澤東任中央政治局候補委員[11]:226。8月23日，毛澤東、朱德率紅一軍團會合紅三軍團，兩軍團前委聯席會議決定兩軍團合編為中國紅軍第一方面軍，共3萬多人，朱德任總司令，毛澤東任總政治委員；中共紅一方面軍總前敵委員會成立，書記毛澤東；中國工農革命委員會成立，主席毛澤東[11]:227。9月13日，紅一軍團朱德、毛泽东部向株洲、醴陵轉移[13]:3669。9、10月間，中共中央特派員涂振農在第一軍團及贛西南、閩西巡視工作情況報告：「據我在那裡時的觀察，確實都從行動上改正過來。朱德同志很坦白的表示，他對中央的指示，無條件的接受。他承認過去的爭論，他是錯的。毛澤東同志也承認工作方式和態度的不對，並且找出了錯誤的原因。過去軍政關係的不甚好，是做政治的和做軍事的人對立了，缺乏積極的政治領導的精神。同時要説到四軍黨內雖有爭論，但都是站在黨的立場上，在黨的會議上公開討論，雖有不同意見，但沒有甚麼派別的組織，只是同志間個人的爭論，而不是形成了那一派和這一派的爭論。」[11]:20410月2日，毛澤東和朱德命令紅一軍團，「決於四日拂曉總攻吉安城」，成立江西省蘇維埃政府，主席曾山[11]:231。10月25日，毛澤東、朱德率領紅一方面軍總部後徹30里，移至新餘縣羅坊，召開中共紅一方面軍總前委和江西省行委聯席會議[11]:233。12月30日，毛澤東、朱德預先設伏，於龍岡全殲第十八師，活捉師長張輝瓚[11]:240。 1930年10月14日毛泽东給黨中央寫信，說各級指導機關「多為AB團的富農所充塞」，「肅清富農領導，肅清AB團」，「目前總前委正計劃這一工作」，11月下旬紅一方面軍在整軍中開展肅「AB團」半個多月，在4萬紅軍中肅「AB團」4400餘人，12月發生「富田事變」，肅「AB團」持續進行，從贛西南到全蘇區，從1930年到1934年，據事後調查，蘇區殺「AB團」達7萬餘人[13]:3602。 中華蘇維埃共和國[编辑]1931年1月3日，紅軍在東韶附近進攻譚道源部第五十師，打破第一次「圍剿」[11]:240-241。1月15日，中共蘇區中央局在江西瑞金成立，任命周恩來為書記，未到職前由項英代理，同時成立革命軍事委員會，項英兼軍委主席，毛泽东、朱德為副主席（毛澤東兼任政治部主任[11]:242），紅一方面軍總前委撤銷[13]:3764。中國工農革命委員會同時撤銷[11]:242。毛澤東、朱德、曾山為中共蘇區中央局委員[11]:242。5月31日，紅軍突襲建寧縣，打敗劉和鼎三個團，打破第二次「圍剿」[11]:250。 1931年6月1日，蘇區中央局發表《為第一次全國蘇維埃代表大會宣言》，宣佈8月1日開會成立中華蘇維埃臨時政府，因第三次「圍剿」改期為11月7日[11]:263。6月6日，蔣稱即日將赴江西指揮，6月22日抵達南昌，集中30萬兵力[11]:251。7月10日前後，毛澤東、朱德在閩贛邊收攏紅一方面軍主力，回師贛南，於7月28日到達興國西北的高興圩[11]:252。8月5日晚，為跳出敵主力包圍，於高興圩受嚴密包圍之紅一方面軍急行軍東進，8月6日中午抵達蓮塘[11]:253。8月7日，蓮塘戰鬥朱德、毛澤東指揮紅一方面軍主力打敗上官雲相部1旅加1個多營；同日下午良村戰鬥打敗第五十四師[11]:254。8月11日，黃陂戰鬥紅一方面軍打敗毛炳文師[11]:254。8月16日，紅一方面軍被包圍於黃陂、君埠地區[11]:255。8月13日，毛澤東、朱德在君埠召開軍事會議，會後命令紅十二軍向樂安佯動，紅一方面軍主力突破重圍，到興國東北白石、楓邊地區休整[11]:255-256。紅十二軍牽著「進剿」軍往東北走，到8月底紅一方面軍已西去；9月初毛澤東、朱德率紅一方面軍3萬多人到興國、萬安、泰和縣間的均村、茶園岡山區隱蔽集結[11]:256。9月4日，何應欽按照蔣介石決定，令左、右翼兩集團軍退卻；9月7日，毛澤東、朱德指揮紅軍一部在泰和縣老營盤殲滅第九師1個旅[11]:256-258。紅一方面軍主力在興國縣高興圩攻擊蔡廷鍇2個師，對峙兩天雙方死傷都近3千人；9月15日，紅一方面軍主力轉移到東固以南的方石嶺，截住韓德勤師和蔣鼎文師一部將其全殲，韓德勤被俘後化成伙夫離開；其他進擊軍撤出根據地，打破第三次「圍剿」[11]:258。9月25日，毛澤東、朱德等〈中國工農紅軍為日本帝國主義強佔滿洲告白軍士兵兄弟書〉：「現在日本帝國主義的軍隊已經佔據了滿洲最重要的一切城市，用槍炮炸彈屠殺著滿洲勞苦的工農群眾與兵士，把滿洲已經完全看做是他們的殖民地了。」[11]:263 毛澤東在瑞金葉坪會合中央蘇區中央局，1931年10月11日任中共蘇區中央局代理書記[11]:258。在毛澤東、朱德指揮下，紅一方面軍將贛南和閩西兩塊革命根據地連成一片，以瑞金為中心，形成15座縣城、28個縣境、5萬多平方公里、人口250多萬的中央革命根據地（中央蘇區）[11]:258-260。11月初，中共中央代表團在瑞金主持召開中央蘇區黨組織第一次代表大會（通常稱為贛南會議），蘇區中央局代理書記毛澤東出席會議[11]:264；會議根據臨時中央指示，設立中央革命軍事委員會，取消紅一方面軍總司令和總政委、總前委書記的名義[11]:265。中共臨時中央經過討論後致電蘇區中央局：「人民委員會主席一人，決定毛澤東；副主席二人，張國燾與江西蘇維埃政府主席」，後經蘇區中央局同臨時中央商議，「江西蘇維埃主席」改成項英[11]:266。11月7日，中華蘇維埃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在江西瑞金縣葉坪村舉行，晚上毛澤東和代表們一起參加提燈慶祝晚會[11]:266。11月11日，大會主席團決定由任弼時、王稼祥、毛澤東等組成憲法起草委員會；大會選出毛澤東、周恩來、朱德、項英、張國燾等63人組成中央執行委員會，宣告中華蘇維埃共和國成立；大會在11月20日閉幕，由毛澤東致閉幕詞[11]:267。11月25日，以中央執行委員會名義任命朱德、周恩來、毛澤東等15人為中央革命軍事委員會（簡稱中革軍委）委員[11]:268。11月27日，中華蘇維埃共和國中央政府執行委員會在瑞金召開第一次會議，選舉毛泽东為中央執行委員會主席，項英、張國燾為副主席[13]:3997。 1932年1月中旬，毛澤東在瑞金葉坪主持召開中共蘇區中央局主要成員會議，會後不久毛澤東向蘇區中央局請病假休養，中央局同意[11]:273。1月下旬，毛澤東帶着警衛班到瑞金城郊的東華山古廟休養[11]:274。3月上旬，中革軍委急電請毛澤東暫停休養，趕赴前線參加決策；毛澤東趕到贛縣江口前線指揮部，朱德告訴毛澤東：按照你的意見，已把預備隊紅五軍團拉上來，在紅四軍支援下，使紅三軍團脱出險境[11]:274。6月，蔣介石第四次「圍剿」，毛澤東率東路撤離漳州、龍岩地區，回師贛南；紅軍恢復紅一方面軍總部，轄紅一、紅三、紅五軍團，朱德兼任總司令、王稼祥兼任總政治部主任，毛澤東仍以臨時中央政府主席身份隨紅一方面軍總部行動、沒有恢復總政治委員職務[11]:284。8月上旬，毛澤東在興國出席中共蘇區中央局會議，主張中央局在後方「不要干涉前方的軍事行動」；會議決定在前方組成最高軍事會議，由周恩來任主席，毛澤東、朱德、王稼祥為成員，負責決定前方行動方針和作戰計劃[11]:286-287。8月8日，中華蘇維埃共和國中央革命軍事委員會通令宣布：奉中央政府命令，特任毛泽东為紅軍第一方面軍總政治委員[13]:4210。周恩來、毛澤東、朱德、王稼祥率領紅一方面軍佯向西行動，主力秘密北上，一週急行到樂安附近；8月17日攻克樂安，8月20日攻克宜黃，8月23日佔領南豐；樂安、宜黃戰役，殲滅國軍第二十七師，俘5千多人[11]:287。10月上旬，寧都會議召開，中共蘇區中央局在江西寧都開會體會議，會議根據臨時中央之決議和指示，指責毛泽东「誘敵深入」方針、反對打贛州等是「純粹防禦路線」、「右傾主要危險」，要求紅軍在敵合圍開始之前，粉碎敵人進攻，奪取中心城市，實現江西首先勝利，會後毛泽东被撤銷紅一方面軍總政治委員職務[13]:4245-4246。10月21日《蘇區中央局寧都會議經過簡報》稱，會議最後通過周恩來提議毛澤東「仍留前方助理」，同時批准毛澤東「暫時請病假，必要時到前方」[11]:290。根據臨時中央來電，決定毛澤東回後方主持臨時中央政府工作，周恩來代理紅一方面軍總政治委員，10月26日臨時中央正式任命周恩來兼任紅一方面軍總政治委員[11]:290。10月中旬，毛澤東抵達長汀福音醫院養病，在院長傅連安排下住進老古井醫院休養所，探視妻子賀子珍[11]:291。在毛泽东、朱德、周恩來等領導下，紅軍從1930年11月到1933年3月，連續粉碎國軍四次大規模軍事「圍剿」[1]:3813。寧都會議解除毛澤東在紅軍中領導職務，最終使第五次反「圍剿」失敗和喪失中央革命根據地[11]:291。臨時中央總負責人博古等從上海進入中央蘇區，到長汀時，有提議看望毛澤東，博古稱﹕毛澤東有甚麼可看的[11]:292。 1933年1月，中共臨時中央由上海迁往江西中央革命根據地[13]:4316。2月中旬，毛澤東接到命令，回瑞金主持臨時中央政府工作[11]:293。3月共產國際執委會致中共中央電：「對毛澤東必須採取儘量忍讓的態度和運用同志式的影響，使他完全有可能在黨中央或中央局領導下做負責工作。」[11]:296被補選為黨中央政治局委員[1]:3813。 1934年1月中旬，中共中央在瑞金召開六屆五中全會，毛澤東沒有參加，在會上被選為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員[11]:311。1月22日起，召開第二次全國蘇維埃代表大會，選出第二屆中央執行委員第一次會議上，毛澤東繼續當選為中央執行委員會主席，通過中共中央提議改由張聞天代替毛澤東擔任人民委員會主席[11]:311。賀怡想不通，有時到賀子珍家訴苦，説到淚下，毛澤東靜聽著傷感地説：「他們整你們，是因為我。你們是受了我的牽累呀！」[11]:3124月下旬，經過周恩來同意，毛泽东攜帶幾個隨員離開瑞金，前往中央苏区南部会昌县视察并指导工作[11]:313-314。毛澤東先會見粤赣省委书记刘晓、省军区司令员兼政委何长工稳定南线[11]:314。毛泽東在会昌工作两個多月，成绩显著[11]:317。10月初，何長工和潘漢年根據周恩來部署，同陳濟棠部談判3天，達成「就地停戰」、「必要時可以互相借路」等五項協議，為以後中央紅軍開始長征時順利突破第一、二道封鎖線開闢道路[11]:317。但第五次反围剿战争中根据地的北大门广昌和南大门筠门岭相继失守[11]:313-314。6月下旬，毛澤東在會昌接到中共中央通知，回瑞金出席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11]:317。7月間，依據共產國際指示關於主力轉移時開展游擊戰爭以配合，中革軍委佈置毛澤東寫一本關於戰爭的小冊子，約一個月寫成《游擊戰爭》約3萬字，第一章《概論》論述游擊隊任務、組織和如何發展成紅軍，第二章《游擊戰術》論述游擊戰鬥動作之要則、襲擊駐止和行動的敵人、破壞敵人後方、對付敵人「圍剿」和追擊、行軍宿營給養衛生等，第三章《游擊隊的政治工作》論述游擊隊政治工作的目的、部隊內的政治工作、在地方居民中的工作、破壞敵人部隊的工作[11]:318。毛澤東要求到贛南省視察，得到中央書記處同意；9月中旬，毛澤東帶著秘書、醫生和警衛班抵達贛南省委、省蘇、省軍區所在地于都[11]:319。10月初，中央「有特別任務」秘密通知毛澤東，要立刻回瑞金；在雲石山古廟裡，召開一個中央政府各部負責人會議（又稱青山會議），毛澤東宣佈撤離蘇區，強調：第一、革命是有前途的，要大家加強革命信心；第二、要把各部的善後工作做好，要使留下的同志能夠更好地繼續革命鬥爭，更好地聯繫群眾[11]:320-321。 從1931年贛南會議到1934年10月長征開始，毛澤東處境十分艱難，接連遭受批判和不公正對待，被嚴斥為「狹隘經驗論」、「富農路線」、「保守退卻」、「右傾機會主義」；黨內「殘酷鬥爭，無情打擊」，考驗嚴峻；毛澤東信念堅強、胸襟寬闊、意志如鐵，承受得住考驗[11]:322。 长征及西安事变[编辑]但由於以王明“左”倾冒险主义，排挤毛泽东对军队的领导，红军虽经苦战而未能粉碎国军第五次军事「围剿」[1]:3813。1934年10月10日晚，中共中央率領中央紅軍主力和中央機關人員共86,000餘人，從瑞金等地出發，被迫實行長征[11]:321。10月15日，毛澤東在于都安排好後，在縣城謝家祠參加由中共贛南省委召集的省、縣、區三級主要幹部會議[11]:321。11月至12月，中央紅軍主力突破湘江封鎖線，跳出包圍圈，紅軍由86,000餘人鋭減至30,000多人[11]:325。12月12日，中共中央負責人在通道城恭城書院舉行臨時緊急會議，博古、周恩來、張聞天、毛澤東、王稼祥、李德參加；毛澤東建議改向敵軍力量薄弱的貴州西進[11]:327。12月18日，在黎平城毛澤東出席中共中央政治局會議，毛澤東主張繼續進軍貴州西北，在川黔地區建立新根據地[11]:327。 1935年1月15日至1月17日，在遵義城召開中共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博古、周恩來、張聞天、毛澤東、朱德、陳雲、王稼祥、鄧發、劉少奇、凱豐、劉伯承、李富春、林彪、聶榮臻、彭德懷、楊尚昆、李卓然、鄧小平出席，李德、伍修權列席，共20人[11]:330-331。會議決定：「㈠毛澤東同志選為常委。㈡指定洛甫同志起草決議，委託常委審查後，發到支部討論。㈢常委中再進行適當的分工。㈣取消三人團，仍由最高軍事首長朱、周為軍事指揮者，而恩來同志是黨內委託的對於指揮軍事上下最後決心的負責者。」[11]:332。王明「左」傾冒險主義結束，確立新中央領導[1]:3813。6月25日，毛澤東和中央其他領導人到懋功縣城以北的兩河口，歡迎從茂縣前來之紅四方面軍主要領導人張國燾，並舉行紅軍會師大會[11]:344。6月29日，毛澤東在中共中央常委會議上的發言記錄：日本帝國主義想把蔣介石完全控制在自己手下，「黨對時局應有表示，發表文件，在部隊中宣傳，反對日本」，這是「最能動員群眾」[11]:345。9月12日，北上紅軍到達俄界第二日，毛澤東在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上報告；會議同意毛澤東意見，通過《關於張國燾同志的錯誤的決定》，指出張國燾反對中央北上之戰略方針，堅持向川康藏邊境退卻方針是錯誤[11]:351。俄界會議決定把紅一軍、紅三軍、軍委縱隊合編為中國工農紅軍陝甘支隊，彭德懷為司令員，毛澤東為政治委員；以毛澤東、周恩來、王稼祥、彭德懷、林彪成立五人團領導軍事工作[11]:351-352。此後黨和紅軍戰勝張國燾分裂主義和國軍圍追堵截，完成二萬五千里長征，於10月到達陝北[1]:3813。11月3日，毛澤東在中共中央政治局會議發言記錄：軍隊編制恢復紅一方面軍，下轄第一軍團（由陝甘支隊改成）和第十五軍團；會議決定毛澤東負責軍事工作，任毛澤東為西北革命軍事委員會主席，周恩來、彭德懷任副主席；會後西北革命軍事委員會發佈命令：任命彭德懷為紅一方面軍司令員，毛澤東為政治委員，全軍共5個師4個團，1萬多人[11]:358。12月17日至12月25日，中共中央舉行政治局擴大會議，張聞天、毛澤東、周恩來、博古、王稼祥、劉少奇等10餘人參加[11]:363。闡明抗日民族統一戰線之理論、路線和政策[1]:3813。 1936年5月8日，毛澤東在中共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上的報告記錄：「要首先看明天，再來看今天。不看今天，是空談。不看明天，就是政治上的近視眼。」[11]:371會議經討論，同意毛澤東報告，決定紅一方面軍主力西征，並在瓦窯堡創建紅軍大學[11]:373。5月18日，毛澤東、周恩來、彭德懷下達西征戰役命令[11]:373。毛泽东任中共中央军委主席，他擔任此職務直至逝世[1]:3813。 中国抗日战争及第二次国共合作[编辑]1937年，毛泽东在《实践论》和《矛盾论》中豐富和發展馬克思列寧主義之認識論和辨證法[1]:3813。7月13日，在延安召開緊急會議，毛澤東到會動員，號召「每一個共產黨員與抗日的革命者，應該沉著地完成一切必須準備，隨時出動到抗日前線」[14]:11。7月19日，蔣介石廬山談話：「如果戰端一開，就是地無分南北，年無分老幼，無論何人，皆有守土抗戰之責任」[14]:12；毛澤東很快表示歡迎：「這個談話，確定了準備抗戰的方針，為國民黨多年以來在對外問題上的第一次正確的宣言，因此，受到了我們和全國同胞的歡迎。」[15]:344據8月1日日毛澤東致周恩來電，蔣介石密邀毛澤東、朱德、周恩來到南京共商國防問題[14]:15。8月22日至8月25日，洛川會議召開，毛澤東作軍事問題和國共兩黨關係報告[14]:19。會議決定毛澤東任中央革命軍事委員會書記（實際稱主席[16]:15-16）[14]:21。8月25日，毛澤東、朱德、周恩來宣佈紅軍改名為國民革命軍第八路軍（9月改稱第十八集團軍）[14]:23。洛川會議結束後兩個多月裡，毛澤東幾乎全力指導八路軍華北作戰[14]:24。10月10日，中央軍委決定成立軍委總政治部，代理主任毛澤東[14]:24。11月29日，王明、康生和陳雲同機到延安，毛澤東第一次會見王明[14]:60。 1938年1月，中國鄉村建設派領導人梁漱溟到延安後，就抗戰前途和階級鬥爭等問題同毛澤東交談八次，每次時間都在兩小時以上，最長時間通宵達旦；對階級鬥爭等問題，雙方有著不同看法，毛澤東並不把自己之意見強加於人[14]:83。9月至11月，毛澤東在中共六屆六中全會上作《統一戰線中的獨立自主問題》等講話，批判王明右傾投降主義；毛澤東批判速勝論和悲觀論兩種錯誤思想[1]:3813。 1939年1月17日，毛澤東在陜甘寧邊區第一屆參議會開幕會上講話：抗戰一定要有民權主義與民生主義；孫中山先生的三民主義——民族、民權、民生是互相配合的；沒有民權主義、民生主義就不能實現民族主義，抗戰就不會勝利；邊區的進步主要表現在民主，而這民主又是蘇維埃在現階段的發展物，現在各階級、工農商學兵各界都可參加參議會[16]:103。2月1日，關于陳伯達寫的《墨子哲學思想》一文，毛澤東致信陳伯達：「《墨子哲學思想》看了，這是你的一大功勞，在中國找出赫拉克利特來了。有幾點個別的意見，寫在另紙，用供參考……質與屬性不可分，但有區別的，一物的某些屬性可以除去，而其物不變，由于所以為其物的質尚存……說因果性的一段，似乎可以說同時即是必然性與偶然性的關係。『物之所以然』是必然性，這必然性的表現形態則是偶然性。必然性的一切表現形態都是偶然性，都用偶然性表現。……墨家的『欲正權利，惡正權害』、『兩而無偏』、『正而不可搖』，與儒家的『執兩用中』、『擇乎中庸服膺勿失』、『中立不倚』、『至死不變』是一個意思，都是肯定質的安定性，為此質的安定性而作兩條戰線斗爭，反對過與不及。」[16]:1083月2日，毛澤東為聶榮臻寫的《抗日模范根據地晉察冀邊區》一書作序言：「晉察冀邊區是華北抗戰的堡壘，那裡實行了堅持抗戰的民族主義，那裡實行了民主自由的民權主義，那裡也開始實行了改良民生的民生主義，總之一句話，那裡實行了互相聯結不可分離的三民主義。……喚起民眾就是要實行民權民生主義，否則無從喚起，尤其是民權主義，真如大旱望雲，一刻不可或緩。」[16]:114 1938年9月7日，關於和石友三共同建立山東抗日根據地問題，毛澤東同張聞天、劉少奇致電郭洪濤：山東各黨派軍隊與我們的關係進一步好轉，已使我們有可能開始在黃河以東建立大塊抗日根據地；希望你們根據黨的抗日救國十大綱領及敵後工作的基本原則與山東實際情況，和石友三議定共同建立山東抗日根據地的綱領；建立根據地的各方面工作可由石友三公開出面來做[16]:89。1940年2月3日，毛澤東同王稼祥致電朱德、彭德懷，劉伯承、鄧小平，指出：對石友三部應采取堅決徹底消滅政策，爭取方針已不適用了[16]:165-166。 抗日戰爭期間，毛澤東在延安親自領導開辦中國人民抗日軍政大學、陝北公學、青年幹部訓練班、魯迅藝術學院、馬列學院、中共中央黨校、中國女子大學等[14]:76。每當抗大舉行開學典禮或結業式時，毛澤東通常到會講話，鼓勵學員在學校裡要好好學習，走出校門要向社會學習，指出「那是無字之書」；毛澤東告誡他們，革命的道路如河流一樣曲折蜿蜒，要準備走「之」字路，走「之」字路，這是世界上任何事情發展的原則[14]:77。 1941年3月1日，國民參政會第二屆第一次會議在重慶開幕，由於中國國民黨不肯接受中國共產黨提出的解決皖南事變的十二條辦法，中共參政員毛澤東等7人拒絕出席會議[16]:278。7月7日，中共中央發出關於設立研究局的通知：毛澤東為主任，任弼時為副主任，下設情報部、政治研究室、黨務研究室，毛澤東兼政治研究室主任[16]:311。 1942年號召開展全黨範圍之整風運動，統一思想、組織，從而為戰爭取得徹底勝利奠定基礎[1]:3813。1943年3月，在中央政治局會議上被選為中央政治局主席、中央書記處主席[1]:3813。 1945年6月19日，中共七屆一中全會第一次會議選舉毛澤東為中央政治局委員、中央書記處書記、中國共產黨中央委員會主席兼中央政治局和中央書記處主席[14]:269。建立起以毛澤東為核心之中國共產黨第一代領導集體[14]:269。本次大会确定毛泽东思想为中国共产党的指导思想，毛泽东思想系统形成并趋于完善[1]:1455。 1945年7月5日，黃炎培在延安同毛澤東談歷史周期率問題，據黃炎培7月5日日記記載：「毛澤東答：我們已經找到新路，我們能跳出這週期率。這條新路，就是民主。只有讓人民來監督政府，政府才不敢鬆懈。只有人人起來負責，才不會人亡政息。」[13]:77538月23日，毛澤東主持中共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會議根據毛澤東的提議，決定劉少奇代理其主席職務，還決定毛澤東任中共中央軍委主席[17]:12。 1945年8月14日、8月20日、8月23日，蔣介石連續3次致電毛澤東，邀請毛澤東速到重慶「共定大計」[14]:278。8月22日，毛澤東復蔣介石8月20日第二次邀請赴重慶談判電：「茲為團結大計，特先派周恩來同志前來進謁」[17]:9。8月28日下午，在張治中、赫爾利陪同下，毛澤東和周恩來、王若飛從延安飛抵重慶[14]:282。下機後，毛澤東在機場向記者發表書面談話：「現在抗日戰爭已經勝利結束，中國即將進入和平建設時期，當前時機極為重要。目前最迫切者，為保證國內和平，實施民主政治，鞏固國內團結。」[14]:28210月11日，毛澤東偕同張治中、王若飛回到延安[14]:290。11月中旬，毛澤東病倒，得神經系統疾病[14]:299。1946年開春，毛澤東病好轉，逐漸恢復工作[14]:300。 第二次国共内战[编辑]1947年3月18日，毛澤東離開延安；3月25日，毛澤東聽任弼時説山西文水縣女共產黨員劉胡蘭在敵人面前就義事跡，寫下「生的偉大，死的光榮」[14]:344-345。3月29日、3月30日，毛澤東、劉少奇等在棗林溝召開中央會議決定：毛澤東、周恩來、任弼時留在陝北主持中共中央和解放軍總部工作，劉少奇、朱德等到河北平山組成中央工作委員會；4月11日又決定葉劍英、楊尚昆等率中央機關大部人員到山西臨縣組成中央後方工作委員會[14]:345。毛澤東、周恩來分別用李德勝、胡必成之化名，示意解放戰爭必勝，中國革命必成[14]:345。10月8日，毛澤東寫信給毛岸英：「一個人無論學什麼或作什麼，只要有熱情，有恒心，不要那種無着落的與人民利益不相符合的個人主義的虛榮心，總是會有進步的。」[17]:241-24210月上旬，毛澤東在神泉堡，修改審定《土地法大綱》，起草《中國人民解放軍宣言》及《中國人民解放軍訓令》，重新修訂解放軍「三大紀律八項注意」[14]:366。先是7月上旬南京政府通過蔣介石提出《國家總動員案》，並頒佈《戡平共匪總動員令》；10月10日，毛澤東選定由新華社向全中國、全世界公佈《中國人民解放軍宣言》，第一次提出「打倒蔣介石，解放全中國」，立刻轟動國際[14]:367。10月下旬，經毛澤東自己調查研究，又聽取任弼時𢑥報各區土改情況，毛澤東敏鋭發現黨內「左」的傾向正在抬頭；毛澤東把看重此問題，認為要堅決克服正在抬頭「左」的傾向[14]:367。12月25日，毛澤東在楊家溝主持召開中共中央擴大會議，習慣稱為「十二月會議」[14]:368。解放軍轉入戰略進攻，周恩來擔任中央軍委副主席兼代總參謀長，與毛澤東商議後就實施許多重大戰略決策；後來周恩來稱：毛主席是在世界上最小的司令部裡，指揮最大的人民解放戰爭[14]:362。 1948年3月21日，毛澤東和周恩來、任弼時等商議後決定率中央和軍委機關東移，前往河北省平山縣西柏坡，同中共中央工委會合[14]:381。 1949年3月23日，毛澤東和中共中央其他領導人離開西柏坡，進駐北平[14]:465。6月15日，毛澤東在新政協籌備會議第一次全體會議開幕式上講話[14]:481。會議選出毛澤東為籌備會常務委員會主席[14]:482。9月3日，關於必須維持上海統籌全局問題，毛澤東致電饒漱石：「……不輕議遷移，不輕議裁員。着重整理税收，以增加收入。三個人的飯五個人勻吃。多餘人員，設法安插到需要人的崗位上去。自願和可能遷移的工廠、學校，必須精密籌劃，到新地後能夠維持下去，並有前途，否則不要遷移。對難民的遷移，亦須如此。着重節約那些本來可以減少的開支，但不要減少那些必不可少的開支。着重反對浪費，從這裡可以得到一筆很大的錢。封鎖在目前時期對於我們極為有利，無論從政治上或經濟上看，都是有利的。已裁的二萬七千人，是一件大事，已引起很多人不滿，應加以處理。其辦法是立即加以調查，分別自己有辦法生活和自己無法生活的兩類。對於後一類人，應予收回，給以飯吃。現在無事做，也應給以飯吃，維持他們，使他們活下去。否則政治上對我們極為不利。就全局來説，全國養九百萬至一千萬人是完全有辦法的。……」[17]:5639月4日，毛澤東為中共中央起草致各中央局、各分局、各野戰軍前委電，轉發察哈爾省委關於召開各界代表會的報告，要求各地研究他們的經驗：「經驗證明，凡未注意召開各界代表會，仍然束縛於黨內狹小圈子的，就走了彎路。……必須反對形式主義，每次會議要有充分準備，要有中心內容，要切切實實討論工作中存在的為人民所關心的問題，要展開批評和自我批評，要當作一件大事去辦，否則將損害黨的政治威信。」[17]:5649月21日，毛澤東出席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第一次全體會議致開幕詞：「我們的民族將從此列入愛好和平自由的世界各民族的大家庭，以勇敢而勤勞的姿態工作著，創造自己的文明和幸福，同時也促進世界的和平和自由。」[14]:490-491。毛澤東在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上，向全世界宣告「中國人從此站立起來了」[18]:83。9月30日，政協全體會議，選出毛澤東等為政協全國委員會委員；選舉毛澤東為中央人民政府主席[14]:493。會議發表由毛澤東起草《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第一屆全體會議宣言》[14]:493。 建政初期（1949-1966）[编辑]成立中華人民共和国[编辑]1949年10月1日下午2時，毛澤東在中南海勤政殿主持召開中央人民政府委員會第一次會議，中央人民政府宣告成立，會議接受《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共同綱領》為政府施方針[19]:9。下午3時，開國大典開始，中央人民政府秘書長林伯渠宣佈開會，毛澤東稱：「中華人民共和國中央人民政府今天成立了。」[19]:11升旗結束後，毛澤東宣讀《中華人民共和國中央人民政府公告》[19]:13。 1949年12月16日，斯大林與毛澤東會談記錄：「毛澤東同志：現在，最重要的問題是保障和平。中國需要三到五年的和平喘息時間，用這段時間來恢復戰前的經濟水平和穩定全國的局勢。解決中國最重要的問題，取決於和平的前景。因此，中共中央委託我向您，斯大林同志，瞭解世界和平的情況將會如何以及在多大程度上能夠得以保障的問題。 1950年4月21日，毛澤東同李維漢、徐冰談話：「要實行民主。現在有人有好多氣沒有機會出，要讓他們出，除了泄密的、破壞性的，都讓人家說。所以，政治局最近通過了一個在報紙刊物上展開批評和自我批評的決定。出的氣不外是兩種，有理的，應當接受；無理的，給他說理。我們要有氣魄，不怕駡，只要君子動口不動手。不讓講話就會鬧宗派主義，黨內也一樣。」[19]:26 朝鮮戰爭及其後[编辑]1950年3月27日到4月6日，中共中央召開政治局擴大會議，討論財政經濟、土地改革和軍事等問題，毛泽东在會議上說：「和資產階級合作是肯定了的，不然《共同綱領》就成了一紙空文，政治上不利，經濟上也吃虧。『不看僧面看佛面』，維持了私營工商業，第一維持了生產；第二維持了工人；第三工人還可以得些福利。當然中間也給資本家一定的利潤。但比較而言，目前發展私營工商業，與其說對資本家有利，不如說對工人有利，對人民有利。……我們是一個大黨，策略上要特別注意。尤其是我們現在勝利了，要鞏固勝利，更要注意，要反對『左』的思想和『左』的做法。」[21]:10310月，毛泽东主持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派遣中国人民志愿军参加朝鲜战争[22]。 1953年8月12日，毛澤東在全國財經會議上講話：「七屆二中全會有幾條規定沒有寫在決議裡面。一曰不做壽。做壽不會使人長壽。主要是要把工作做好。二曰不送禮。至少黨內不要送。三曰少敬酒。一定場合可以。四曰少拍掌。不要禁止，出於群眾熱情，也不潑冷水。五曰不以人名作地名。六曰不要把中國同志和馬、恩、列、斯平列。」[19]:259 1954年9月15日，中華人民共和國第一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第一次會議在北京中南海懷仁堂開幕，毛澤東宣佈大會開幕[19]:331。9月20日，會議通過《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9月27日，毛澤東在全體會議上當選中華人民共和國主席[19]:334。 日內瓦會議及其後[编辑]1954年10月19日至10月31日，印度總理尼赫魯訪問中國，是非社會主義國家政府首腦第一次來華訪問，毛澤東極為重視，同他舉行3次會談[18]:108。 在社會主義改造基本完成後不久，毛澤東曾察覺和思考中國經濟構成過於單一[19]:447：「現在我國的自由市場，基本性質仍是資本主義的，雖然已經沒有資本家。它與國家市場成雙成對。上海的地下工廠同合營企業也是對立物。因為社會有需要，就發展起來。要使它成為地上，合法化，可以雇工。現在做衣服要三個月，合作工廠做的衣服褲腿一長一短，釦子沒眼，質量差。最好開私營工廠，同地上的作對，還可以開夫妻店，請工也可以。這叫新經濟政策。……還可以考慮，只要社會需要，地下工廠還可以增加。可以開投資公司，還本付息。可以搞國營，也可以搞私營。可以消滅了資本主義，又搞資本主義。當然要看條件，只要有原料，有銷路，就可以搞。現在國營、合營企業不能滿足社會需要，如果有原料，國家投資又有困難，社會有需要，私人可以開廠。這樣定息也有出路。重慶的低質產品，旺季不合規格，淡季合規格了，是因為旺季社會需要太大，供應不足。供應不足是長期的，是好現象，是因為購買力增長。要想辦法。定息時間要相當長，急於國有化，不利於生產。公私合營有優越性，比不合營好，工人的積極性提高了，資方的態度也改變了。」[23]:170-171 《論十大關係》到八大[编辑]毛澤東的調查研究從1956年2月14日到4月24日，共聽取國務院34個部門之工作彙報，還有國家計委關於第二個五年計劃之彙報，實際聽彙報時間為43天[18]:11。2月19日，毛澤東對中宣部2月1日報告蘇聯學者在中山大學向中國陪同人員談對《新民主主義論》中關於孫中山世界觀之論點看法不同，批語手稿給劉少奇、周恩來、陳雲、彭真、鄧小平、陳伯達、陸定一：「我認為這種自由談論，不應當去禁止。這是對學術思想的不同意見，甚麼人都可以談論，無所謂損害威信。因此，不要向尤金談此事。如果國內對此類學術問題和任何領導人有不同意見，也不應加以禁止。如果企圖禁止，那是完全錯誤的。」[18]:272月21日，毛澤東聽城市建設總局和二機部彙報時說：現在北京不擺大工業，不是永遠不擺；按自然發展規律，北京會發展到一千萬人，上海也是一千萬人；將來世界不打仗了，和平了，會把天津、保定、北京連在一起；北京是個好地方，將來會擺許多工廠的[18]:15。4月19日，毛澤東聽李富春彙報第二個五年計劃時警告說：現在的危險是忽視個人利益，基本建設和非生產性建設太多；應該使百分之九十的社員個人收入每年增加；如果不注意個人收入問題，就可能犯大錯誤；搞命令主義和減少農村副業也是錯誤的[18]:21-22。 1956年4月25日，毛澤東主持中共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發表《論十大關係》[18]:23。5月2日，毛澤東在最高國務會議第七次會議上講話，正式宣佈「百花齊放、百家爭鳴」之方針：「在藝術方面的百花齊放的方針，學術方面的百家爭鳴的方針，是有必要的。……在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範圍之內，各種學術思想，正確的、錯誤的，讓他們去說，不去干涉他們。……在刊物上、報紙上可以說各種意見。」[18]:31 1956年9月15日，中國共產黨第八次全國代表大會在全國政協禮堂隆重開幕，毛澤東致開幕詞[18]:46-47。根據毛澤東建議，八大通過之黨章增加一條規定：「中央委員會認為有必要的時候，可以設立中央委員會名譽主席一人。」[18]:57-61 多事之秋與整風反右[编辑]1957年3月20日，毛澤東在南京黨員幹部會議上講話：「高壓政策不能解決問題，人民內部的問題不能採取高壓政策。」[18]:184同日下午，毛澤東在上海黨員幹部會議上講話：「不但在純粹科學藝術的問題上，而且在涉及政治性的是非問題上，只要不屬於反革命一類，也讓他們自由講話。一般人民說錯了話，或者鬧了事，不能對他們使用專政的方法，只能採取民主的方法。」[18]:1864月4日至4月6日，毛澤東在四省一市黨委書記思想工作座談會上插話：「不能靠歷史吃飯，不能靠威勢吃飯。要以理服人，不能以力服人。理不足，不能服人，勢力大也不能解決問題。以力只能服敵。敵人是不和你講理的，你跟他講理他不聽，他只講力。對人民只有說理，只要沒理，不管勢力多大，資格多老，也輸了。……一聽到鬧事，就想到敵人，就實行專政。階級鬥爭搞慣了，將對付反革命的辦法用到鬧事的人民身上。過去在革命的時候，我們和人民一起，向封建勢力要民主。現在我們勝利了，自己掌握政權，很容易強調專政，忽略民主的一面。……生產力與生產關係是有矛盾的。現在的生產關係是集體所有制，是國家所有制。一萬年後生產關係總要改變，最後要以地球為單位，不是國有化，而是『球有化』。當然，總不會回到剝削關係。剝削是生產不足的表現。」[18]:188-196 第二次訪蘇[编辑]1957年11月2日，毛澤東率領中國代表團乘專機飛往莫斯科，是毛澤東第二次、也是最後一次出國[18]:255。 炮擊金門及人民公社[编辑]1958年7月，台灣不斷炮擊福建沿海村鎮，解放軍福建前線部隊奉命於8月23日開始炮擊國軍金門防衛部和炮兵陣地等軍事目標，封鎖金門島[24]:23。9月初美國向台灣海峽地區大量增兵，派軍艦、飛機直接為國軍運輸護航，解放軍前線部隊又於9月8日對金門全面炮擊[24]:23。 毛泽东起草〈鄭州會議紀要〉：1959年2月27日，在鄭州舉行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3月5日結束，中央20人、省市區黨委第一書記27人到會，主題是人民公社問題，首先由毛泽东講意見，然後討論幾次，結果同意毛泽东的意見，並規定14句話作為整頓和建設人民公社之方針：「統一領導，隊為基礎；分級管理，權力下放；三級核算，各計盈虧；分配計劃，由社決定；適當積累，合理調劑；物資勞動，等價交換；按勞分配，承認差別」，起草一個關於人民公社管理體制的若干規定（草案）[24]:14-15。 庐山会议前后[编辑]1960年6月18日，毛澤東在上海召集中共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寫了一篇名為《十年總結》的文章：「看來，錯誤不可能不犯。如列寧所説，不犯錯誤的人從來沒有。鄭重的黨在於重視錯誤，找出錯誤的原因，分析所以犯錯誤的客觀原因，公開改正。……哪裡有完全不犯錯誤，一次就完成了真理的所謂聖人呢？真理不是一次完成的，而是逐步完成的。……一九五六年周恩來同志主持制定的第二個五年計劃，大部分指標，如鋼等，替我們留三年餘地，多麼好啊！」[25]:28、「我們是辯證唯物論的認識論者，不是形而上學的認識論者。自由是對必然的認識和世界的改造。由必然王國到自由王國的飛躍，是在一個長期認識過程中逐步地完成的。對於我國的社會主義革命和建設，我們已經有了十年的經驗了，已經獲得了不少的東西了。但是我們對於社會主義時期的革命和建設，還有一個很大的盲目性，還有一個很大的未被認識的必然王國。我們還不深刻地認識它。我們要以二個十年時間去調查它，去研究它，從其中找出它的固有的規律，以便利用這些規律為社會主義的革命和建設服務。」[25]:55按照毛澤東在《十年總結》中要求「今年七月的黨大會上一定要改過來」，7月5日至8月15日中共中央在北戴河召開中央工作會議[25]:56。 1962年9月24日至9月27日，中國共產黨第八屆中央委員會第十次全體會議在北京召開[25]:233；毛澤東提出階級鬥爭不要放在很嚴重地位，但要跟調整工作平行[25]:229；毛澤東稱：「我們從現在就講起，年年講，月月講，開一次中央全會就講，開一次黨的大會就講，使全黨提高警惕，使我們有一條清醒的馬克思列寧主義路線。」[25]:234 毛泽东肯定從發達資本主義國家進口先進技術，恢復和發展國民經濟；從1960年代起，中國從資本主義發達國家進口大量成套設備；1963年6月，經毛泽东批准，中國同日本簽訂第一個採用延期付款方式進口維尼綸成套設備之合同；隨後，又從英、法、德、瑞典、意、瑞士、荷、比、奧等國進口石油、化工、冶金、礦山、電子和精密機械等84項成套設備和技術[26]:31。 社會主義教育運動[编辑]當時中國教室都掛毛澤東肖像。本圖攝於1978年上海某幼稚園，當時中共中央主席華國鋒的肖像與毛澤東並列。 中共八屆十中全會重提階級鬥爭以後，毛澤東從「反修防修」之戰略出發，決定在全國城鄉發動一場普遍之社會主義教育運動[27]:9。 1964年12月26日，毛澤東在人民大會堂過生日[27]:70，「陸續批評社教運動中的一些錯誤認識和提法，說甚麼四清四不清，黨內外矛盾交叉？這是非馬克思主義的；指責中央有的機關搞『獨立王國』；還談到黨內產生修正主義的危險。席間鴉雀無聲。」[28]:1166-1167 文化大革命及晚年（1966-1976）[编辑]1966年8月1日，毛澤東在北京主持中共八屆十一中全會[27]:122。8月5日，毛澤東寫下《炮打司令部——我的一張大字報》，8月7日印發中央全會[27]:124-125。8月8日，全會通過《關於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的決定》（通常稱為「十六條」）[27]:126。8月12日，中共八屆十一中全會閉幕，毛澤東提出要準備召開中國共產黨第九次全國代表大會[27]:126-128。8月16日晚，中共中央決定要在北京召開百萬人規模之慶祝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群眾大會，毛澤東表示將出席這次大會，要求為他準備一套綠軍裝，是毛澤東在建國後第一次穿軍裝[27]:130。紅衛兵開始「向一切舊思想、舊文化、舊風俗、舊習慣發動了猛烈攻擊」之「破四舊」活動，大多數人充滿熱情，認為自己所做都是正當之「革命行動」，但他們處於狂熱狀態，政策和法律觀念淡薄，無政府主義思潮迅速氾濫起來[27]:133。9月5日，《人民日報》社論《用文鬥，不用武鬥》提出：「毛澤東同志反覆地告訴我們，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是一場觸及人們靈魂的大革命。又說，實現這一場大革命，要用文鬥，不用武鬥。」[27]:133經毛澤東批准，解放軍總參謀部和總政治部在8月21日發出《關於絕對不許動用部隊武裝鎮壓革命學生運動的規定》，中共中央又在8月22日轉發公安部《關於嚴禁出動警察鎮壓革命學生運動的規定》[27]:134。 1967年4月6日，毛澤東在林彪送審之《中央軍委命令》上批示：「此件很好。」[27]:181《命令》共有10條，通常稱為「軍委十條」，規定：對群眾組織，無論革命的、或者被反動分子所控制的，或者情況不清楚的，都不能開槍，只能進行政治工作；不准隨意捕人，更不准大批捕人；不准把群眾組織宣布為反動組織，加以取締，更不准把革命組織宣佈為反革命組織；對於過去衝擊過軍事機關的群眾，無論左、中、右，概不追究等等[27]:181。7月18日，毛澤東同陳再道、鍾漢華等談話，批評北京中南海造反派批鬥劉少奇等做法[27]:188。7月20日，包括相當多軍人衝入毛澤東居住的東湖賓館，打人揪人，林彪、江青當天聯名寫信給毛澤東，由軍委後勤部部長邱會作帶著坐專機送到武漢，毛澤東一時懷疑是否由陳再道和「百萬雄師」策動「暴亂」，決定立刻離開武漢，事件被稱為「七二〇事件」[27]:189-190。9月16日，毛澤東坐火車離開上海回北京[27]:197。12月18日，毛澤東同阿中友好協會代表團談話：「有些事情，我們事先也沒有想到。每個機關、每個地方都分成兩派，搞大規模武鬥，也沒有想到。」[27]:167 1970年11月中旬，經毛澤東批准，中共中央發出關於傳達陳伯達反黨問題之指示，同時印發《我的一點意見》，「批陳整風」運動由此展開[27]:275。 1971年9月，林彪一夥終於決定：要將毛澤東殺害於巡視途中，發動武裝政變；9月7日林立果向「聯合艦隊」下達「一級戰備」指令，9月8日林彪親筆寫下動手令：「盼照立果、宇馳同志傳達的命令辦。」[27]:2889月10日毛澤東下令專列從杭州開往上海，9月12日抵達北京，回中南海休息[27]:289。周恩來命令開動雷達監視天空，以掌握飛機去向；後來周恩来又下達全國禁空令：關閉所有機場，停飛所有飛機；毛澤東很快趕來向他報告的周恩來那裡得知林彪等出逃的情況，在周恩來安排下秘密轉移到人民大會堂南側之118室[27]:291。9月24日，毛澤東決定對林彪集團重要成員黃永勝、吳法憲、李作鵬、邱會作實行隔離審查；以上變故以後被稱為「九一三事件」[27]:293。 尼克森、批林批孔及批鄧[编辑]基辛格與毛泽东、周恩來（後），攝於1970年代早期 1971年5月29日，毛澤批准周恩來《中央政治局關於中美會談的報告》，同日中方向尼克松發出「口信」，歡迎基辛格訪華，進行初步秘密會談[27]:321。7月16日，中美雙方同時發表公告，宣佈尼克松準備訪華；10月26日，雙方就聯合公報草案達成初步協議[27]:321。10月25日，聯合國大會通過決議，恢復中華人民共和國在聯合國一切合法權利，當天下午毛澤東召集周恩來及外交部有關人員開會，決定立即組成中國代表團出席聯大[27]:321-323。 1972年7月，日本成立田中角榮內閣，田中在就職當天聲明要為加速日中邦交而努力；毛澤東稱：對中日恢復邦交問題應採取積極的態度[27]:328。田中角榮一行應邀於9月訪華，9月27日毛澤東會見田中一行；9月29日，周恩來和田中角榮在中日聯合聲明上簽字[27]:328-329。 1975年4月5日蔣介石逝世，毛澤東只是平靜地表示知道了，以後幾個月裡，他同到華之外國客人談話時，幾乎每次都要提到「蔣委員長」，並表示對最終解決台灣問題之關心[27]:412。5月3日，毛澤東最後一次主持中共中央政治局會議[27]:415-417。 逝世、后事及文革结束[编辑]1976年9月8日，毛澤東血壓開始下降，入夜中共中央政治局成員分批前往看望毛澤東；9月9日零時10分，經連續4個多小時搶救無效，毛澤東心臟停止跳動[27]:466。 尽管毛泽东已经签署了死后火化，中共中央于毛泽东逝世当天即决定永久保存他的遗体[30]:1053。 毛泽东思想是由毛泽东等人提出并在20世纪中国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中大范围实践的一种政治、军事、经济理论体系，一般认为其为马列主义在中国的发展。在中國以外广泛称为毛主义（英語：Maoism），但中国共产党官方从未使用过这个词，一直使用“毛泽东思想”这一术语。毛泽东思想是中国共产党的指导思想之一。中国共产党认为毛泽东思想是其取得新民主主义革命、抗日战争、国共内战胜利并建立中华人民共和国、进行社会主义建设的思想指导。 改革开放后，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通过的《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定义毛泽东思想为中国共产党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智慧的结晶，而不只是毛泽东个人的思想。认为毛泽东思想在六个方面以独创性的理论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列宁主义，而毛泽东思想的活的灵魂，即贯串于六个组成部分的立场、观点和方法，有三个基本方面：实事求是，群众路线，独立自主。认为新民主主义理论和人民民主专政等理论经过了历史的实践检验，已证明其行之有效。 毛泽东的政治思想、經濟思想、军事思想、外交思想、文艺思想、哲学思想等多方面内容，影響了20世紀全球廣泛地區。具体内容有“枪杆子里面出政权”、“星星之火，可以燎原”、“没有调查，就没有发言权”、“农村包围城市”、“兵民是胜利之本”、“文艺为无产阶级革命服务”、“新民主主义”、“批评和自我批评”、“群众路线”、“统一战线”、“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人”、“人民战争”、“人民是创造世界历史的动力”、“调动一切积极因素”、“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三个世界”等。 毛泽东的著作记载毛泽东思想。毛泽东生平著述颇丰，目前中国內地发行《毛泽东选集》（一至四卷）第二版（1991年），收录毛泽东建国前主要著作。 1990年后，中国內地又内部发行《毛泽东文集》（一至八卷），整理收录《毛泽东选集》（一至四卷）以外的大量毛泽东著作。 中国官方还出版《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一至十三册），内部发行，系统整理毛泽东1949年后的著作、讲话和批示。 诗词、读书和书法[编辑]毛泽东一生创作过不少诗词，经其本人手定正式发表的有39首。此外还有一些未经他本人手定发表的诗词。中国出版多种版本的毛泽东诗词选集和注释赏析，著名的有中央文献出版社出版的《毛泽东诗词集》，收入诗词67首。毛泽东著名诗词有《沁园春·长沙》、《西江月·井冈山》、《沁园春·雪》、《贺新郎·读史》等。 作为学问家，毛泽东终生治学，是独特的学者型读书专家。他早年读中国四书五经等，中年读西方社会科学与哲学，晚年读中外历史与传记等。在延安初期，他研读并详批米丁著、沈志远译《辩证唯物论与历史唯物论》（1936年12月初版），整理出《辩证法唯物论（讲授提纲）》，最终写成哲学专著《实践论》与《矛盾论》，成为其后续重要著作的哲学基础[31]。毛泽东酷爱读史，晚年几乎通读二十四史，多读重点史册或篇章。他评点《三国志·刘表传》：“虚有其表”；评点《三国志·张鲁传》：“时来天地皆同力，运去英雄不自由”[註 1]；评点《宋史·太祖本纪》：“不择手段，急于登台”；等等[32]。他读书时既读又记、既批注又发挥[30]:495。 毛泽东的书法风格被称为毛体，在中国广泛使用。毛泽东曾为《人民日报》、人民邮电、新华书店、人民教育出版社、北京大学、清华大学等单位题名。还有许多单位的名字是搜集毛泽东的字而成。 毛澤東生前和身后，对中國和世界影響深重。 所用姓名及称谓[编辑]性質名字注釋名澤東亦是譜名[33]。字潤之、潤芝、詠芝早年與蔡和森通信时常以此相称。亦作笔名，见署于《天问》、《向导》等刊物[34]。乳名石三、石三伢子筆名石山1923年于《前锋》第1期发表《省宪下之湖南》所署，又见于《政治周报》第4期[34]。子任1925-1926年，在《政治周报》撰文時署用[34]。二十八畫生1915-1917年使用，「毛澤東」計二十八筆畫，同時寓意「共」（廿八）[34][35]。化名李德勝毛澤東在第二次國共內戰中曾化名李德勝[36]，其女亦使用李姓。尊稱毛主席自1945年起至1976年逝世，毛澤東長期擔任中共中央主席、中央軍委主席職務，並首任中華人民共和國主席。润公多为中共以外的民主人士使用，现代也有使用[37]。黨內稱呼同志[38]自稱教員林彪、陳伯達和康生提出用「偉大的導師、偉大的領袖、偉大的統帥、偉大的舵手」作為毛澤東的稱號。1971年，毛泽东与埃德加·斯诺会谈时認為這是過分崇拜，“因为我历来是当教员的，现在还是当教员。其他的一概辞去。”[39]貶稱毛匪、毛逆、共酋中華民國政府（或中國國民黨）與毛澤東軍事對抗時取的貶義蔑稱[40]。绰号毛奇毛泽东在长沙一师就读时同学所起的外号（毛奇為德意志帝國名將）[34]。老毛中國大陸民間有時用此稱呼[41]。太祖中华人民共和国首任最高领导人英文译名Mao Zedong也作Mao Tse-tung（威妥瑪式）、Chairman Mao或Mao[42]。直系尊亲[编辑]先祖高祖父：毛祥焕（1794－1839）曾祖父：毛祖人（1823－1893）高祖母：毛张氏（1802－1832）祖父：毛恩普（1846－1904）曾祖母：毛周氏（1820－1876）父：毛贻昌（1870－1920）祖母：毛刘氏（1846－1884）毛泽东（1893－1976）外曾祖父：文作霖（1797－1824）外祖父：文绵熏（1821－1888）外曾祖母：文贺氏（1794－1882）母：文素勤（1867－1919）外祖母：文贺氏（1826－1909）毛泽东先后有四位妻子。
曾孫辈[编辑]
其他亲属[编辑]
纪念、相关艺术[编辑]以毛泽东为题材的纪念包括毛主席塑像、毛主席像章、影视作品、图片书籍、纪念馆故居、“邮、币、卡”等等，可分为生前及身后两部分。 电影：《毛泽东》（1983年）、《四渡赤水》（八一电影制片厂，1983年）、《开国大典》（长春电影制片厂，1989年）、《大决战》（八一电影制片厂，1991年）、《毛泽东和他的儿子》（1991年）、《中国出了个毛泽东》（1993年）、《秋收起义》（潇湘电影制片厂，1993年）《重庆谈判》（1993）、《毛泽东在1925》（潇湘电影制片厂，2001年）、《毛泽东去安源》（潇湘电影制片厂，2003年）、《走近毛泽东》（中央新闻纪录电影制片厂，2003年）、《建国大业》（2009年）、《建党伟业》（2011年）、《少年毛泽东》（动画，2015年）、《建军大业》（2017年）《觉醒年代》（2021年）等。 电视剧：《遵义会议》（1996年）、《开国领袖毛泽东》（1999年）、《长征》（2001年）、《青年毛泽东》（2003年）、《恰同学少年》（2007年）、《井冈山》（2007年）、《东方》（2011年）、《毛泽东》（2013年）、《领袖》（2014年）[53]、《太行山上》（2015年）、《毛泽东三兄弟》（2016年）、《东方战场》（2016年）、《海棠依旧》（2016年）、《红星照耀中国》（2016年）、《建军大业》（2017年）、《換了人間》（2018年）、《跨過鴨綠江》(2020年)、《大決戰 (電視劇)》(2021年)等。 图书：《毛泽东》、《统帅毛泽东》、《毛泽东画传》、《毛泽东家风》、《诗人毛泽东》等。 歌曲：《浏阳河》、《东方红》、《大海航行靠舵手》、《咱们的领袖毛泽东》、《太阳最红，毛主席最亲》、《毛主席的话儿记在我们心坎里》、《北京的金山上》、《青稞美酒献给毛主席》、《草原上升起不落的太阳》、《毛主席永远和我一起》、《毛主席的战士最听党的话》、《北京有个金太阳》、《读毛主席的书》、《翻身农奴把歌唱》、《想念毛主席》、《毛主席派人来》、《日夜想念毛主席》、《敬祝毛主席万寿无疆》、《頌歌獻給毛主席》、《天上太陽紅彤彤》、《我愛北京天安門》等。 毛泽东居所列表：北京天安门广场毛主席纪念堂；湖南韶山毛泽东故居、滴水洞、毛泽东诗词碑林；湖南长沙橘子洲头、爱晚亭、清水塘、湖南第一师范；江西井冈山八角楼；贵州遵义遵义会议旧址；陕西延安毛泽东故居；湖北武汉东湖宾馆；河南临潁县南街村 油画：《开国大典》（董希文，1953年）、《毛主席去安源》（刘春华，1967年）、《毛主席视察广东农村》（陈衍宁，文革时期。2005年拍卖价格高达1012万元）、《毛泽东在十二月会议上》和《长征》（靳尚谊，1976年） 很多以毛泽东作為題材的模仿對象，主要是中國內地官方影視題材，近年有民間人士模仿：中國演員张克瑶、唐国强、古月、王霙、李克俭、王仁、王震、许国寅、黄海冰，還有陈燕（四川省一个已經跟丈夫分居的普通家庭妇女，自2006年至2013年作為演員入行，已經模仿毛泽东的特性將近七年，出场费價碼達人民幣五位数）。 |
勞基法第59條解釋
版權 © 2024 nguoilontuoi Inc.
